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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者,才之帅也
来源:安徽省外经建设(集团)有限公司   发布时间:2018-05-15   被阅读519次

      “‘才者,德之资也;。’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,而育人是本。人无德不立,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。”——习近平20185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

德者,才之帅也

“德者,才之帅也”出自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总结,耳聪目明、坚强刚毅称为才;品行正直、公道平和叫作德。才是德之资;德为才之帅。他又将人才分为四类:德才兼备为圣人;无德无才曰愚人;德胜于才曰君子;才胜于德曰小人。并警示后人说:“夫德者人之所严,而才者人之所爱;爱者易亲,严者易疏,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余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,岂特智伯哉!故为国为家者,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,又何失人之足患哉!”

司马光这些关于德与才的论述,充满着智慧和辩证法,启示后人:德与才,德是基础,才是条件;德是核心,才是关键;德是才的灵魂,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和成败得失。德好才不好,成不了大业;才好德不好,干不成好事。

选人用人,以德为先。面对德的考察难度极大,它既受着考察者本身德才素质的制约,也因被考察者情况复杂而难以分辨看清。最早“观人”的办法是“相面”,即善有善相,恶有恶相。汉朝初年就有人替刘邦全家看相,称贵不可言,也替韩信相面,教他背叛就贵不可言。这种以貌相人,常常产生许多错失。后来,有人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识人的经验,较为流行的有魏国著名政治家李悝的“识人五法”、《汉书·杜钦传》中的“六个方面”、《史记》中记载的李克的“五看鉴才之法”,以及《吕氏春秋》中概括的“八观六验”等。习近平早年在《从政杂谈》中论及识别人才的方法时指出:“《吕氏春秋·论人》中把知人之法概括为‘八观六验’。‘八观’中有‘听其言而观其行’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现在有些人喜欢夸夸其谈,而行动上老打折扣,用形式主义的一套来应付你。用了这种人就要误事。‘六验’中有‘苦之以验其志’等,这对我们都很有借鉴意义。”

在长期革命、建设和改革实践中,我们党始终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,把德放在首要位置。早在1938年,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:“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,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干部,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,毛泽东形象化地提出,干部要“又红又专”。改革开放之初,邓小平同志根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,提出了干部队伍“四化”方针,并强调“首先要革命化”。真正把那些政治上可靠、工作上有本事、作风上过得硬、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,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在科学总结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,提出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,并对好干部的标准作出了这样的概括: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。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,抓住了新时代我国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,为我们正确培养和选拔干部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不同历史时期,对干部“德”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内容,但核心要义没有变。对党员干部来说,“德”的核心要义就是理想信念,就是党性,这是加强党性修养、改造主观世界的终生课题。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“领导干部要讲政德”,并深刻阐明了讲政德的重要内涵和实践途径。新时代对党员干部“德”的要求,就是要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。明大德,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、锤炼坚强党性,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,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,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。守公德,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恪守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理念,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,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。严私德,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,戒贪止欲,克己奉公,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。其中,明大德是政治方向、守公德是行之准绳、严私德是己之操守,三者相辅相成。党员干部只有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,才能筑牢立身之本、从政之基,始终做到忠诚、干净、担当,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。

“任贤必治,任不肖必乱。”纵观一些干部出问题,主要不是出在才上,而是出在德上;群众对一些干部不满意,也主要是对他们的德不满意。强调以德为先,也决不是忽视才,才不及而事不成。只有德才兼备,才能做到想干事,能干事,干成事而不出事。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,在用人问题上,应更多地关注和加强对干部德的考量。如何加强对干部德的考量,习近平2013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“四观四看”,即:“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,看其见识见解;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,看其品质情怀;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,看其境界格局;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,看其能力水平。”前三条讲的都是对干部如何进行德的考量,其要旨既体现了借鉴古代先贤听言观行的思想,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;既指出了干部立志成才的努力方向,又提出考核干部的科学方法。为了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,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《关于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的意见》,明确提出了强化审核措施,实行“四凡四必”。只要真正遵循习近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,用好考察干部的各项政策措施,就一定能把干部选准用好,打牢干事创业的组织基础。(贤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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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记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,即三家分晋,战国开始之时。当时,晋国有四大公卿,即赵、魏、韩、智四大家,其中又以智氏最为强大。智宣子在考虑由智伯继嗣时,曾有一个叫智果的族人列举智伯的种种不仁行为而坚决反对,但智宣子不听,还是立了智伯为嗣。智伯继嗣之后果然仗势欺人,不但觊觎晋国王位,而且想吞灭赵、魏、韩三家,结果反被三家联合起来击败,智氏果真如智果所说被灭了族。司马光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:“智伯之亡也,才胜德也。”